在您阅读本文之前，我只想澄清一件事：我只能述说自己的经历。 这可能与我其他中国同胞身上发生的事情不同，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能与其他人有一些相似之处。
在中国零新冠病毒政策正式取消后的一周，我的老板为我部门的每个人预订了一次旅行，在浙江省半山区的别墅里度过几天。 当我们到达酒店时，一半的工作人员没有参加，他们感染了新冠病毒。参加的人，似乎是这家巨大酒店里唯一的客人。 我们都开玩笑说，在半个国家都感染 104 °F 的高烧下，我们肯定是天选的员工现在还在工作。 当我们离开那里时，又有两名员工病倒了。 当我回到工作岗位时，我几乎找不到我的同事。 Covid新冠确实传播得很快； 而且我们没有想到要考虑所谓的无症状。
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平安夜。 我的父亲，当了一辈子全科医生，终于有时间回到我们在崇明岛的家，为我的祖父母送些感冒药。 在他离开之前，他通过抗原测试发现自己是 Covid 新冠阳性。这次旅行不得不取消，因为他不能冒着感染两个 80 多岁的祖父母的风险。最后，我们决定将药物邮寄给他们。我们把药物包裹起来以隐藏它。我妈妈开玩笑说她不想让药被偷。这是一个笑话，但反映了中国所有城市的感冒/发烧/止痛药短缺。 当中国政府决定放松“清零政策”限制时，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相信没有计划。
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许多其他国家已经发生，这些国家早在中国之前就解除了对 Covid新冠的限制。 中国人民纷纷涌向医院和药店取药。 几乎一夜之间，市场上就没有感冒药了，医院也只开出定量的感冒药（有时一个人只能有几粒）。一些城市居民则反其道而行之，在用药恐慌尚未到来的农村地区的药店进行网购。 针对这种行为的指控接踵而至。我的家人很幸运能够获得药物，但即便如此，一个人的社会保障卡也只能获得一/两个处方。随着家人陆续生病，父亲的手机成了免费的家庭诊所座机。有些人因为药物用完而寻求帮助。有些人担心自己发高烧。 有些人只需要与某人谈论他们的症状。自从所有限制被解除以来已经超过 2 周了。生病的人已经康复了一个多星期左右。这些症状确实让人们措手不及，但大多数人都康复了。
有多少人死于这一波新的强烈感染浪潮？我只看到少数死亡病例，因为他们因高烧而出现并发症。死亡病例数被压制，但我对西方媒体所描述的惨不忍睹的死亡场面表示怀疑。 的确，医院挤满了Covid新冠患者。城市空无一人，因为人们要不生病了要不就是害怕被感染。
公众担心那些处于最脆弱状态的人可能死于 Covid 新冠并发症或由于卫生系统目前承受的压力而无法及时治疗。西方媒体指责中国政府在没有采购和分发药物、使用更强的疫苗接种或加强卫生系统等可靠计划的情况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所有都是重点。 然而，西方描绘它的方式确实引起了一些反感，尤其是在那些值得信赖的西方媒体中，他们对清零政策的报道。 在解除 Covid 新冠限制之前，没有一个国家作了充分准备。 无论中国政府走向何方，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西方媒体总是指责它。 西方媒体可以是这样的伪君子（我并没有说我们的不是）。毕竟在这一切之后，阅读西方媒体的内容令人有点筋疲力尽。就 Covid新冠而言，没有哪个国家是模范学生，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松懈的空间。
但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中国政府今后要做什么？ 医疗资源被挤压到极限。他们如何弥补在解除政策前没有做好的准备？科兴生物的疫苗似乎没有发挥作用，关于批准外国疫苗的公众声音一直存在。此外，也许政府应该与那些跨国和国内制药公司合作，以确保所有公民都能及时获得有效的药物。政府需要思考和努力的事情有很多。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与 Covid 新冠并存并尽可能正常的生活？人类是社会动物；没有人可以长期孤立地生活。在Covid 新冠后，不改变心态和行为的情况下继续正常的生活是一项挑战。
编者注：自从提交这篇报道以来，Jing 已经从 COVID-19、低烧和其他症状中恢复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