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米歇尔·安妮-弗雷德里克·德格拉夫(Michel Anne-Frederic DeGraff)不仅是一位在语言学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他还以其政治活动家身份广为人知。他对语言学的研究推动了他在这一世界顶尖学府的学术事业。然而，他的政治活动却使他与这个被视为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典范的大学发生了冲突。 麻省理工学院 (MIT) 告诉《舢舨》 (Sampan)，根据其一贯政策，无法提供有关个别学生纪律案件或人事事项的详细信息。
德格拉夫的所谓“罪行”是什么？他在全国范围内对亲巴勒斯坦活动的镇压日益加剧之际，选择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1980年代，德格拉夫最初是计算机科学的学生，在AT&T贝尔实验室语言学与人工智能部门实习时，他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这激发了他对语言学的研究兴趣。后来，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并于1996年被招募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德格拉夫出生于海地，一直对海地克里奥尔语抱有浓厚兴趣，目前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海地项目(MIT-Haiti Initiative)的负责人。
德格拉夫表示，他被禁止在所在系教授一门关于海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去殖民化与解放的语言与语言学课程。随后，他被指控“压制言论”和在麻省理工学院引发“扰乱”，并因此受到包括扣发年度加薪在内的处罚，理由是他用麻省理工学院的电子邮件汇报自己的处境。2023年11月，麻省理工学院剥夺了他“语言学教授”的职位，并重新归类为“全校范围的教职员工”(Faculty-at-Large)。
《舢舨》(Sampan)与德格拉夫就他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冲突、他的职业生涯以及他对语言学的看法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以下是此次对话（包括视频谈话和电子邮件交流）的节选编辑版。
《舢舨》：请谈谈您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间的情况？
德格拉夫：因为正在进行的法律程序，我不能直接谈论很多事情。但我可以说的是，我的工作始终致力于揭示语言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揭示的真相。有时，这些真相会挑战现状，令一些人感到不安。我仍然专注于教育和倡导，确保我的学生拥有分析和质疑权力体系的工具。
（不过）基本上，在2023年12月提出一门关于去殖民化斗争中语言的课程后，我被告知不要在以色列的语境中使用“殖民”等词。我还被指控为“反犹主义者”。
《舢舨》：谈谈您从海地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经历，如何进入语言学领域？
德格拉夫：我出生在海地，成长于一个语言和文化交织的丰富环境中。作为本科生在贝尔实验室实习时，我对语言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以及我们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产生了浓厚兴趣。这种热情促使我进入了语言学领域。在麻省理工学院的28年中，我的主要研究重点是语言与社会正义的交叉点，以海地和其他讲克里奥尔语的社区为案例研究。
《舢舨》：您能谈谈语言在殖民主义和压迫中的角色以及如何用语言来保护传统文化吗？像以色列、美国或欧洲这样的主导国家是否会利用语言作为压迫和影响的工具？
德格拉夫：当然。语言一直是权力的工具。当殖民列强将他们的语言强加于原住民时，他们抹去了原住民看待世界的整套方式。
……法国操控了海地……并对这个国家施加了语言压迫……以色列则通过更改历史上巴勒斯坦的街道、村庄和城镇名称来实施压迫。夏威夷在19世纪被美国殖民时，统治和压迫的过程包括禁止在学校使用夏威夷语和夏威夷语书籍。（这些只是几个例子）。
……但语言也可以成为一种抵抗的工具。振兴母语是一种重新认同和继承传统的行为。例如，在海地，使用海地克里奥尔语与我们的自我认知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联系。
《舢舨》：语言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方式表达特定文化独有的思想？
德格拉夫：语言是文化的镜子。以海地克里奥尔语为例，它充满了隐喻和双重意义，捕捉了海地生活的精髓。有一句话，“Kreyòl se lang aachte”，大致意思是“我们的祖先通过克里奥尔语与我们对话”，这生动地表达了我们通过民族语言与历史和精神的联系。每种语言都有这些反映其文化的独特元素。
《舢舨》：您对人工智能在语言中的影响和角色有什么看法？这对语言和思维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如果人们用人工智能撰写论文、课程和信件，我们是否有失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风险？
德格拉夫：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成为生成想法和测试论点的强大工具。另一方面，过度依赖会有风险。如果我们让人工智能完成所有思考，我们就失去了通过自己思考而获得的批判性参与。这取决于教育者确保学生将人工智能作为补充而不是替代深度思考的工具。
《舢舨》：您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和言论权利的担忧有哪些？
德格拉夫：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但我们需要认识到保护言论与放大有害叙事及其支持的不公之间的关键区别。语言是强大的，而这种力量伴随着责任。令我担忧的是，有时我们以言论自由或学术自由的名义，允许那些削弱我们试图保护的自由的言论和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系审查了我关于海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去殖民化和解放语言学的研讨会，但同时麻省理工学院却以“学术自由”为理由支持一些研究项目，这些项目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种族灭绝提供服务，正如“巴勒斯坦联盟”(Coalition of Palestine)在其研究报告《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用于种族灭绝》中所记录的那样。
《舢舨》：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抗议活动遭到镇压，这是否可能进一步助长对同性恋权利、移民权利、政治观点等示威活动的镇压？
德格拉夫：我对这些镇压的寒蝉效应深感担忧。抗议应该被完全接受，作为人们表达不满和要求变革的一种方式。当机构压制这些权利时，它传递出一个危险的信息。这不仅仅是关于某一个问题，而是关于更广泛的公民自由的侵蚀。
《舢舨》：您在海地和美国都生活过。基于您的观察，您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吗？
德格拉夫：我在海地和美国都见证了人们的斗争……（但）今天在许多方面感觉不同——尽管存在更多的两极分化，但也有更多的觉醒和行动。我对年轻人感到乐观，因为我看到他们在质疑制度并要求改善。变革是缓慢的，但它是可能的。回想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反对越战的抗议。还记得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67年的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巴勒斯坦是新的越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