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中国公民向舢舨分享了他们的经历
（一）最初的记忆
哪怕历经两年之久，美国疫情与中国疫情（它是新冠肺炎的最初爆发地）的数据对比总是令人吃惊的。
截止至2022年2月14日，中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143,624人，累计死亡5,706人，现有阳性确诊9,017人。这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
在同一天，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79,325,576人，累计死亡943,411人，现有阳性确诊28,545,272人。这是一个拥有3.32亿人口的国家。
如此瞠目结舌的对比从何而来？这源于中国在新冠肺炎期间对人们采取的防疫政策。在西方媒体眼中，中国的疫情管控经常是颇具争议的：在一方面，政策是极端的，在另一方面，它在防疫方面功不可没。政策的背后，人们的日常如何被影响？本篇报道采访了三名中国公民，向你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这是一则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所发布的公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武汉，湖北省的大都市，进入了冻结的休眠。
“封锁小区，工作人员在我们门口做了个栅栏……为了不让小区人漏出去，他们睡在帐篷里。武汉被政府划为严重疫区。”小周向我讲述了当时的经历。
“很安全，大家也很配合，封城期间有物资配送。”她向我展示了一组政府物资的照片，图中蔬菜居多。“要向小区报备，每天要填表，还有人上门测体温。大家都停工了。不过也可凭特殊工作证出行，我爸可以出去，他朋友也可以出去。我爸采购物资送给新冠隔离病人。特殊时期，中国人讲究集体和团队嘛！”
虽然集体意识与团队合作的文化让大部分人积极配合隔离，可是在未知的病毒与对此尚未准备的医疗系统面前，人心是动荡的、复杂的。
“心慌啊，每天起床先看死了多少人。关注线上医疗平台。下楼买米都往手上套塑料袋。我们小区的超市都被买空了，外面的超市什么都没有。连泡面也没有。”疫情初期的物资是短缺的。
“封城的时候我爷爷去世了。是的，三爷爷，就是我爷爷的弟弟。”封城期间的外出活动是被禁止的，这也意味着，简单的葬礼也不能照常举行。在特殊时期，小周的亲人去世了。“我甚至不能确定，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不是他的骨灰。”
武汉封城了整整76天，临近解封时，已经有奶茶店和餐厅恢复了送餐服务。在小周居住的小区门口，物业为大家开了一个临时窗口，用来取外卖。
根据《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在2020年3月25日零时，除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了离鄂通道管控，在同年的4月8日零时，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二）健康码追踪
个例患者是无法根绝的，但是政府可靠一系列手段来追踪并记录人们的行动轨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手段是行程码和健康码。在出现新冠病例的城市，人们需要扫码才能通行。
健康码是一种中国政府用于追踪、记录人群行动轨迹的定位应用程序，自2020年，中国政府公开疫情开始，它就一直作为个人电子通行证，用于出入社区、商店、医疗系统、公共交通等应用设施，并在出入时为使用者做记录。
行程码，全称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它与健康码有着类似的功能，不过它主要用于追踪用户所在城市及旅行轨迹。
申报人需在两个平台分别填报个人信息、健康状况、旅游史、居住地、以及是否接触过新冠病例/疑似病例。该应用程序根据此类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并向用户显示不同颜色的二维码，代表着疫情风险等级。当二维码变成红色，用户将被当地社区强制隔离。
另一位受访者朱小姐，在过年期间与父母一同到厦门串亲戚。她的行程码显示了自己的旅行信息，并将这一“异常”反映给她在大学的辅导员。
“她质问我是否私自移动。”当天收到辅导员电话的朱小姐说。
作为一名大学生，朱小姐被学校的工作人员告知春节期间不可擅自旅行到其他城市，除非提前汇报给校方，并得到有效的批准。
在春节期间，许多中国学校和公司都禁止学生及员工私自去其他城市。对自由职业者、失业者、和退休者来说，如果所在城市有疫情个例，旅行时也要向所在社区报备。
（三）回国隔离
一位于2021年从加拿大本科毕业，回到中国的留学生小董，在对比两国的疫情管制后，得出了一番结论。
“在中国我感到更安全，但又不安全。一方面我认同中国的防疫工作，在控制新冠数量时，它是积极的。另一方面，我感到自己毫无隐私。不论我去哪，大数据都会知道。我会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时空伴随者’，而与潜在患者的擦身而过就像是我的‘罪名’。在病毒面前，我不得不配合社区，接受强制隔离。”
总结
这三名中国公民经历了复杂的挫败感，面对家门口的新冠肺炎疫情，他们失去了自由。美国公民谨慎地看待中国的成功，因为我们正在努力维护我们艰苦奋斗的独立和隐私权利
舢舨由非營利組織華美福利會出版，是新英格蘭地區唯一的雙語中英文雙語報紙。舢板是雙周刊，在波士頓地區免費派發，並且被傳遞到夏威夷。
